
文:南姗 / 图:王蕾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中美许多友好团体和媒体,以多种方式举办了纪念美国飞虎队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活动。

春回大地,柳绿花红,万物复苏。
四月初的一天午后,我们在纽约曼哈顿访问了大型系列纪录片 《飞虎奇缘:一个中国记者和他的美国朋友们》(Flying Tiger Made Life-long Friends: A Chinese Journalist and His American Friends) 的总编导陈德福先生。
南姗:陈先生您好!久仰大名。
陈先生:(下称陈导)谢谢!你好。
南姗:钦佩您耗费10年时间,成功编导大型系列纪录片《飞虎奇缘》。据说这部中英文版总共5集纪录片,不仅在中美国家级电视台播映,还多次获奖。去年在温哥华华语电影节上,还荣膺了优秀纪录片奖。
陈导:纪录片的完成与人民日报前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张彦先生以及飞虎队老兵的积极配合分不开;也是我们中美摄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南姗:在回顾拍摄纪录片之前,可不可以先请您介绍一下您本人的生活工作经历?听说您是老华侨了?
陈导:是的。1938年我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生,小学和中学都在中文学校就读。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我刚小学毕业。来自祖国的报刊杂志、对外广播,特别是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极大地吸引着我。

从新影第一部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开始,我就追着看。少年时代为能到影院看一部《今日中国》,我曾不顾暴雨走出家门,到达电影院的时候已全身湿透,尽管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还是坚持看完电影才回家。为了连续观看令我激动的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放映完上场,我留在影院角落里等着看下场。
南姗:看来您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喜欢纪录片?
陈导:是的。通过观看纪录片我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的变化,也更加向往自己的祖国。可以说,纪录片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南姗: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陈导:是1957年高中毕业的时候。那时,我常回想着纪录片中那一幕幕新中国成长的镜头,于是,我决定离开家、离开印尼,回到祖国继续求学。

陈德福在雅加达故居前与母亲合影
陈导:家人们都支持我回国。当年我是乘船取道香港回北京的。在船上,我归心似箭,下船后乘坐渡轮,踏上九龙,然后走到深圳罗湖桥。那是祖国内地与香港(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分界线,当我一跨过分界线进入祖国内地,看着眼前飘扬的五星红旗,聆听着耳畔传来的《歌唱祖国》的歌声,万分激动!梦寐已久的祖国,我终于回来了!我激动地亲吻了这里的土地!

陈德福回国求学在南开大学留影
1958年,我考入南开大学英文系,在天津八里台的南开校园度过了5年大学时光。南开大学的师长培养了我,第二故乡天津是我归国后的第一驿站。
南姗:这么说,您在大学时学制是五年。
陈导:是的,而且我们毕业的时候,国家是包分配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不必自己去社会上找工作。
南姗:您走上工作岗位也是在天津吗?

陈导:1963年7月我大学毕业,学校分配我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我从天津来到祖国首都北京新影厂报到。
南姗:您从小就喜欢新影厂的纪录片,分配的工作又是到新影厂,这可真是不可多得的缘分。
陈导:是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到新影厂之后,让我负责对外发行的纪录片的编辑与翻译工作。这不仅和我的英语专业对口,也是我喜欢从事的工作。
南姗:在新影厂,您总共工作了多少年?

陈导:在新影厂17年。
南姗:17年的时间里,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有哪些?
陈导:记得1963年底,就是我刚刚工作两个月,电影厂就派我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到印尼雅加达参与第一届亚非电影节的筹备工作。也正因为这个机会,我在离家归国6年后首次回到印尼。
当时父母与兄妹还没有回国。为了给家人一个惊喜,事先我没有告诉家人我将回来的消息。甚至一下飞机就忙于工作,路过家门口三次都没有下车。当我突然出现在父母兄妹眼前时,全家人异常惊喜!两年后他们也都回国定居,我们全家终于在北京团聚了。
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期间,我还随《第七届亚洲运动会》摄制组赴伊朗德黑兰参与制作亚运会纪录片及相关外宣工作,并参与多国在华摄制组及中国摄制组在国外的拍摄工作。
南姗:您还记得拍过的影片吗?
陈导:记得非常清楚。有《今日中国》、《中国工艺美术》、《红旗渠》、《西藏纪行》、《长江大桥》、《坦赞铁路》等,其中有些还获了奖。
南姗:您是哪一年?又是为什么来到美国呢?
陈导:工作期间,我还是想要进一步提高制作纪录片的水平,谋求更大的发展。于是,我于1980年赴美国深造。在纽约大学主修电影研究、新闻学(电视新闻与报道)及传播媒介生态学等课程,获得了硕士学位。
南姗:完成学业后,您一直定居美国?
陈导:是的,而且始终在纽约学习工作。开始我加入了美国翻译家协会,以翻译为主业。从事英文、印尼文及马来西亚文的笔译、口译工作。同时来往美中两国,从事文化交流工作。
自1987年以来,我应邀回中国参加制作有关中国的多部纪录片,如联合国摄制的纪录片“中国农村兴办工业”等。
南姗:下面该请您谈谈拍摄纪录片《飞虎奇缘》的故事了。
陈导:说起拍《飞虎奇缘》,就不得不首先提到美国美中人民友好协会 (US-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Association)。我到美国后,加入了该协会,积极参与促进美中人民友谊活动。
1985年,在休斯顿出席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与中国记者赵景伦相识。聊天中,他讲述了同事张彦与飞虎队员交往的传奇故事。我觉得故事不但感人,更展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于是,萌发了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示一个中国记者与飞虎队员持续60多年的友谊篇章。
南姗:张彦记者和飞虎队的故事梗概是怎样的呢?
陈导:张彦是人民日报驻华盛顿记者,《今日中国》杂志副总编辑。二战时期的1944年他在昆明,是西南联大英语专业的学生。课余时间,他和同学认识了美国飞虎队的年轻队员迪克·帕斯特和莫里斯、贝尔、海曼等。熟络之后,他们常在一起聊天聚餐,还带领飞虎队员逛昆明。

张彦(二排左2)和同学们与飞虎队队员在昆明大观楼公园合影
当时,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是著名作家马识途,为了让美国青年了解中国,他就召集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和美国青年联谊。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国际友谊工作小组,22岁的张彦就是小组的成员。
自此,每隔两周中美青年就聚在一起。乘船在500里滇池上荡漾;包饺子吃中国菜、开美国罐头在草地野餐。无拘无束,结下深厚友谊。
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他们也看得更清楚。 二战胜利之后,飞虎队员结束了在中国的援战任务,复员回国。
临行之前,经常跟张彦聚会交流的贝尔、海曼和杰克向张彦表示,非常希望能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见上一面。最终,在组织的安排下,3名队员来到了中共中央重庆办事处。见到久已仰慕的周恩来,还受邀与毛泽东共进午餐。

1945年9月16日在重庆红岩村,毛泽东会见飞虎队员贝尔、海曼、杰克、张彦等人
时光荏苒。中美两国青年阔别30多年后,适逢中美建交。张彦被派往美国工作,他又与飞虎老兵重聚在纽约、华盛顿。飞虎老兵们在耄耋之年,也再度去往中国旅行访问,延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与中国人民结下的友情。

1979年张彦与飞虎队老朋友重聚美国
南姗:张彦记者的这段经历的确不寻常。您又是怎样用电视手段记录张彦和飞虎队员友谊的呢?
陈导:多年年,我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30多次,搜集到大量珍贵史料,在中国多次采访张彦,马识途;在美国采访耄耋之年的飞虎老兵。将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浓缩到5集电视纪录片中。
南姗:在10多年的采访拍摄中,您一定有许多难忘的经历。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些?
陈导:除了张彦和飞虎队员故事本身,让我难忘的还有许多发生在拍摄过程中经历的挫折与惊喜。
为将60年的故事精准演绎,纪录片的拍摄持续较长时间,甚至经历了其中主要人物飞虎队员迪克的辞世。

摄制组在驼峰纪念碑前拍摄
在中美两国漫长的拍摄中,作为总编导、总制片,我多次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
初期,我自掏腰包启动拍摄工作,但是自己的一点积蓄根本不够用。这10多年,为了这部片子,我硬着头皮去拉赞助,也被人骗过,但更多的遇到的是好人,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现在,我最想说的是:纪录片凝聚了大家的心血,我很感恩!这些年,帮助过我的人很多。
南姗:您能否具体讲讲?
陈导:2003年经我安排,美国美中人民友好协会邀请本片主人公张彦先生,出席在芝加哥举行的协会全国代表大会,请他讲述他与飞虎队大兵60多年来的深厚友谊,张彦夫妇的经费由我来解决。
可是距离活动举行只剩一个多星期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我则已经是囊中羞涩、山穷水尽了。张彦夫妇的往返机票,在美国拍摄纪录片的费用都还没有着落,我为此暗自着急。
这时我想到了一名我帮助过的中国商人李某,他曾答应还我欠款。我跟他联系后,他要我在深圳罗湖海关附近的香格里拉饭店等他,可那天我等了整整一个下午,直至将近半夜他仍未出现。万分焦急的我在海关关门的刹那飞快过关,只差一点当晚就进不了香港。后来我打听,才知道那位商人此时正躲在南宁回避见我。
想到第三天就得飞赴美国,筹不到钱怎么办?我心急如焚,谁能救我?在那一刻,我想到了我的校友陈炳煌。他当时是美国一家公司主管中国业务的负责人。多年未联系,他会帮我吗?虽然我心情十分忐忑,但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我十万火急地找到了他。当时我那个火烧火燎的模样,上气不接下气的述说,一定让他非常吃惊。他忙让我先喝茶,冷静下来,随后,他平静地问我,需要多少经费?听我说了数字后,他向我要了我在美国银行的账号并立即汇款。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炳煌兄雪中送炭,解救了我!于是,张彦在大会上的演讲成功了!我们摄制组在美国芝加哥、匹兹堡、纽约、北卡跟踪采访与拍摄其故事成功了!尽管此事已过去多年了,但那一幕幕场景宛然如昨,我一生都忘不了炳煌兄的恩情!
南姗:这真是雪中送炭的情谊。
陈导:还要说的是,老校友陈炳煌在病重期间仍在关心纪录片的摄制,再次重金支援我最终完成此片,但他却于纪录片在全中国成功播出前夕不幸逝世了,这让万分我遗憾!
南姗: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陈导:还有一次,当我们跟着张彦到洛杉矶拍摄时,经费又出现问题,我没钱雇摄影师了。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上好人了。那时,我们新影厂的前厂长靳敬一,在洛杉矶和妻儿一起合开了个影视公司,专门拍摄美国华人华侨纪录片供国内电视台播放。他得知我的窘境后,说:“你来我家住,我抽两天时间陪你拍,不收你任何费用。”

陈德福、张彦夫妇与摄像师在芝加哥
南姗:听说您在北京拍摄纪录片时,曾患心肌梗塞住进医院?
陈导:那是在2012年。当时纪录片制作到后期了。70多岁的我每天对拍摄素材进行修改、翻译,还要联系发行、寻找赞助商等。繁重的工作,身体出了状况。
11月7日我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中国团队里的郭越女士把我及时护送到阜外医院,守护着我30多个小时没合眼。
我的医疗保险在美国,治疗期间需全部自费。可是为了拍摄纪录片,我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在这种情况下,刘建和及李满江等,还帮着垫付了抢救费用及我急需的生活费;我的老朋友、北京教育学院老师苏小岑,不声不响的支付并办好了连续几天的护工服务手续,还去买了护工休息需要的折叠床;我的老学友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许丕新和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常务副秘书长李振德得知我病重后,承诺尽最大的力量资助我度过难关。
后来根据我的病情,医生决定采用保守疗法。在我发病到出院的10多天时间里,我感受到了团队和朋友的关爱。
回想这些往事,我最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最可贵,什么最值得留恋,……什么该放弃,什么才最放得下……死神都对我束手无策,还有什么能难得倒我?

60年后迪克再访昆明,与张彦(左)、马识途(右)重聚昆明大观楼
感谢在我成功的时候给我鼓掌的那双手,更要感谢并要永远记得在我摔倒的时候把我扶起来的那双手。

拍摄《飞虎奇缘》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让我认识了中美各界友好人士。拍摄过程中的感人事迹,激励我更加珍惜时间、珍惜朋友、珍惜生命。
南姗:请问,未来您有哪些计划?
陈导:目前我和中美团队正在筹拍《飞虎奇缘》续集,以此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南姗:预祝续集早日问世,圆满成功。谢谢您!
(本文图片为陈德福提供)